从蒋经国到赖清德，细数台湾政要中的金庸情结

从蒋经国到赖清德，细数台湾政要中的金庸情结 2018-11-01 02:35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 崔明轩】“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香港病逝，震动整个华人圈。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月31日说，金庸是海峡两岸共同尊敬的一位伟大作家，两岸同胞纪念他当然责无旁贷。实际上，不少台湾政要都是金庸的资深书迷。 从禁书到人人皆知 金庸早年在香港创立报纸批评，其小说一度在台湾被列为禁书，但这未能阻止政治人物对他的喜爱。前“行政院长”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岁末联欢时说起《射雕英雄传》如话家常。1973年春，金庸受邀赴台与蒋经国见面;1977年开始，远景出版社不断向国民要求解禁金庸作品。1979年，亲民主席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认为金庸小说未发现不妥之处，下令解禁。金庸为此曾送他一套书，每一部都亲笔签了名。 金庸10月30日辞世后，台“总统府”发表声明称，金庸作品不但是武侠小说中的经典，更是无数影视作品的创作泉源，对华人文化圈有深远影响，“金庸大侠的辞世，是文坛一大损失”。 岛内不少政要都进行缅怀。国民“立委”柯志恩10月31日发文称，“小学四年级，我的第一本小说从《神雕侠侣》开始，当时还是禁书，常常夜里偷看，居然看到眼睛近视也无怨无悔”。26年前她在台视工作时，为了制作一期节目曾专程到香港采访一代宗师。柯志恩称，当时她怀孕4个月，为了一睹金庸风采，仍像追逐偶像的粉丝一样怀着雀跃的心情。国民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透露，他当警察办案最苦闷、遇到挫折的时候，金庸小说是最好的心灵安慰剂，他个人最喜欢看《倚天屠龙记》，“看看小说，就能喘口气再出发”。“内政部长”徐国勇称，他中学开始看金庸小说，最爱韦小宝，机智中带有正邪两面。“政务委员”唐凤10月31日说，她很喜欢《倚天屠龙记》第24章“太极初传柔克刚”的一段，从张三丰闭关研究发明太极剑、太极拳，她领悟到“开放式创新”的道理。 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则是金庸少数称赞过的岛内政治人物。《联合报》称，刘年轻时以“上官鼎”的笔名写了不少武侠小说，代表作有《沉沙谷》《金刀亭》等。金庸评价说：“台湾在全盛时期，前前后后有500位作家在写武侠小说。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第一是古龙，第二就是上官鼎。”几年前，刘兆玄出版了88万字的武侠小说《王道剑》，当时曾想拿给金庸看，但获悉他身体不太好，因此作罢。刘兆玄提及，曾听说在越南的一次议会辩论上，议员相互指责对方是阴险的岳不群和野心勃勃的左冷禅，可见金庸小说的影响。 辩论中武功绝招脱口而出 在台湾政坛上，金庸小说中的经典语句和武功绝招也常成为政客过招的特殊方式。据台湾《中国时报》10月31日报道，今年4月，台大校长遴选事件持续发酵，校长当选人管中闵在社交媒体上贴出《倚天屠龙记》中九阳真经的话回应“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指责称，“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隔天，赖清德回应九阳真经的第三段“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一些政要还把金庸和及岛内政局联系起来。有台湾媒体10月31日报道称，前“总统”马英九自喻为郭靖，金庸在生前曾托人赠送他一本《倚天屠龙记》，题上“英雄创业九千年，长为两岸谋久安”，让马英九相当感动，认为金庸对他期许很高。国民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称，他认为自己像令狐冲，爱喝酒、爱交朋友。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曾自称“丐帮帮主”。 资深媒体人黄创夏10月31日发文称，回顾金庸15部武侠小说，其中《连城诀》较鲜为人知，而其在金庸的作品中算是最好入门的一部。男主角狄云是个淡泊名利之人，“却有个2300万台湾人最熟也最痛心的称呼‘空心菜’，想想真是愧对金庸”。他说，在台湾现实中，除了“空心菜”，其他人都“善良而悲惨”。 “包装中国传统文化” 台湾出版社与网络书店统计显示，在台发行的金庸作品总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最受欢迎的是《射雕英雄传》。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很多普通民众。李姓警察表示，高中时就对金庸的小说深深着迷，主要角色塑造很正派，间接让他产生成为警察的念头。 《旺报》分析称，金庸深受欢迎的主因，是他对传统武侠小说的升华和超越，“可以说，金庸用故事包装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哲学之美，让世人难以拒绝”。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在两岸还没有互通旅游的年代，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神州”的印象甚至就是从金庸小说中认知，认为“峨眉派都是女侠”。 作为另一名武侠小说大师，台湾人熟知的古龙自然也常被拿来与金庸做比较。有网民分析称，金庸侧重武学的表现，古龙则是人间的爱恨情仇。文章说，从两位大师的原创金句也可以发现截然不同的价值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由郭靖说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即属于儒家思想的大侠，必须是为百姓、为江山洒热血的爱国主义者。古龙在《楚留香传奇》中则表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道出江湖生活的无奈心声，至今仍被广泛引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平台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阅读 ()

文学巨匠17(中国武侠小说宗师)金庸（1924－2018）

在金庸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大多敢爱敢恨型；与此同时，金庸作品中的有些女性人物不仅渴望爱情，还体现出对传统贞节观念认同。对于这种这种矛盾情形，一也就是女性的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在女性人物中的体现。这种传统与现代共存即可以体现在一个女性人物的身上，还可以表现在不同女性人物的身上。然而，哪里有矛盾哪里就会有冲突，有冲突的作品会更加吸引读者。比如在《神雕侠侣》这部小说中，小龙女这个人物就是传统文化中仙女的形象，其不仅貌美如花，还武功高强。然而其对于爱情，她却能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爱上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杨过，对于这种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勇气只有现代女性才会有，而小龙女竟然也具备，真是不得不让人钦佩。金庸的这种女性创作观念，不但可以很好的吸引读者的眼球，还让读者读得津津有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因为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特征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这样既可以顺应故事情节，还可以顺应读者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会陶醉在小说中，让人流连忘返，致使金庸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也达到了较高的阶段。读者在金庸的著作中真正的看到了实际生活中的女性身影。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女性具有疯狂的一面，当然，相比之下，女性传统的一面居多。

i经典no.12【文学】妖冶之花的零落 ——小谈台湾武侠创作的女权挑战

台湾文学台湾文学长期因为政治、地缘因素，常被中国中心主义者视为边陲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在发展上即受到相当大的压抑。尤其在外来统治者的广义殖民下，纷杂书写系统使台湾文学呈现无法连贯的窘境。不过相对的，从南岛语系原住民的口传文学、中国古文（台湾传统文学）、白话文、日文、台语文引发的复杂情况及断层也丰富了台湾文学的面相。正因语言带来的意识型态、省籍矛盾、殖民文化等冲突，台湾文学在基础定义上就十分困难。不过参酌台湾人定义后，台湾文学就广义而言应为“出生或客居台湾所发表的所有文字作品”，而狭义上则应指“描写台湾乡土人物、再现台湾典型环境、运用台湾方言的作品、表现台湾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文学作品。台湾文学历经日治时期新文学、文学与西化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轫萃炼过程后，1970年代之后的怀乡、乡土、政治、女性文学于2000年代仍以崭新型态呈现，且占台湾文学一定重要性。除此之外，畅销的励志文学、新兴的网络文学和同志文学也在这波多元化的并存发展中，竞相在新媒介接口或写作技巧上，重整台湾的新世纪文学图像。而也就是如此，台湾文学虽在影像媒体夹击中面临着严峻挑战，依旧试图以更创新的面貌继续蓬勃再生。一、台湾传统文学就广义而言，以诗词古文为主的台湾传统文学源远流长，从明郑一直都有其延续发展。明郑时期沈光文的文集、郑经的《东壁楼集》甚为有名，东吟诗社创立开台湾诗社之先河。清初郁永河的《裨海纪游》、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被叶石涛称为台湾传统散文的双璧。清代本土文人诸罗的王克捷、澎湖的蔡廷兰、彰化的陈肇兴、淡水的黄敬、曹敬、新竹的郑用锡、林占梅甚有盛名。宦游人士刘家谋的《海音诗》、《观海集》颇能反应社会实况。唐景嵩任职于台南及台北时，带动地方文风，有功于诗歌传播。日治时期连雅堂的《台湾诗荟》月刊保存古典文献有其劳绩。台湾中部的栎社、南部的南社、北部的瀛社是日治时期台湾370多个诗社中最有代表性的诗社。而赖和、周定山、陈虚谷、王敏川、林荆南等是新旧文学兼擅的文人。《诗报》则是日治时期发行最悠久的文学刊物，其他如《风月报》《南方》、《台湾文艺丛志》、《崇圣道德报》、《南瀛佛教会报》亦收集相当分量的传统文学作品。林献堂著作以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时至欧美游历时所留下的《环球游记》最为脍炙人口。林献堂留有自1927年至1954年的《灌园日记》，为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献之一。张丽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记》可充实栎社研究的文献，亦可见日治时期地方基层文人的文学、经济、社会等不同文化面向。《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民报》、《昭和新报》、《三六九小报》、《南瀛新报》等报刊均刊载一定数量的传统文学。台湾传统文学的诗社源远流长，活动甚为热络，日治时期即有三百七十多个诗社，其中台北的瀛社、台中的栎社、台南的南社最富盛名。二、日治时期新文学（一）白话文运动1919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改组原先的“启发会”成立“新民会”，并创办《台湾青年》杂志，因而展开了这一阶段各项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序幕。而伴随此过程而来的也有《南音》、《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文学刊物的相继发行。这些摆脱古诗的近代文学，为台湾白话文运动的肇始者，也被学者认为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或白话文运动息息相关。新旧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台湾特殊的文学、语言环境，促成为期甚久的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不过也因为牵涉到中国，台湾白话文运动兴起不久，即遭台湾总督府废止或箝制（但1937年6月1日之后，日报的汉文废止后，仍出现5份汉文刊物，可见台湾总督府仅废止日报的汉文栏，杂志的汉文并未全面废止）。（二）文学论战1930年代，类似白话文运动的台湾文学再造，并没有因为台湾总督府刻意压制而马上消失。1930年代初期，影响台湾文学、语言、族群意识的台湾乡土话文论战正式展开。1930年，台籍的日本居民黄石辉于东京挑起了“乡土文学论争”。他在异乡力倡台湾文学应该是描写台湾事物的文学、可以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学、以及用台湾话描写事物的文学。1931年，位居台北的郭秋生站出来呼应黄石辉，并更进一步挑起台湾话文论战倡言作家应当使用台湾话文来从事文学创作，此呼应并获得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全力支持。之后，台湾文学应该使用台湾话或中国话，描写的内容是否以台湾为主要素材，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相关人士激烈争论的焦点。然而由于随后战争体制的出现，以及日式教育文化的渗透，这些论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终于在总督府全面皇民化政策下，纷纷败退。（三）后续与影响1934年－1936年，张深切与赖明弘等人集结了台湾许多作家组成“台湾文艺联盟”，且在同年11月创办《台湾文艺》杂志。后来，杨逵和叶陶另起炉灶，成立“台湾新文学社”，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虽然表面标榜为文艺运动，实则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学结社。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台湾总督府随即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并实施皇民化运动，开始禁用汉文，《台湾新文学》因而废刊。台湾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为主的团体，如1939年成立的“台湾诗人协会”，或1940年扩大改组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在文化而言，台湾文学主要探讨台湾人的内心心灵以及台湾文化的本质，表面看似平淡，其实这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和反省，台湾文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开始思考台湾文化的问题，以及尝试创立属于台湾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