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群：小说是我对残缺现实的补充和续写--访谈--中国作家网

关键词：李凤群 《月下》 李凤群的《月下》以长篇的体量，尖锐的笔触深入当代平凡女性的内心，看到她们鲜为人知的梦想和不甘，看到她们在时代推动之下的觉醒。同时，她也准确塑造了小城中具有代表性的男性形象，透过普通人的生命抉择，还原了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命运。《月下》历时两年磨砺，题材则酝酿多年。李凤群说，多少年来，自己都想要写这样一本书。中华读书报：《月下》以情感为切入点，你关注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吗？李凤群：情感是非常美妙而玄幻的东西。这个小说一开始在我心里出现的时候，主角余文真确实是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她满目幽怨，神情落寞，充满着愤怒。“这世上的绝大多数女人的愤怒被吞回去，少数吼了出来”当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感到震撼。我想为余文真而怒。但是，小说有它自己的行走方向，最后一稿终了，余文真平静下来了，她走向了智慧和通达，也给了我新的角度和立场。所以现在我更愿意老老实实地使用“误解”这个词来定位她和章东南的关系。章东南最初的出现，带给了余文真一些情感上的栖息处，让她从死水般的境地苏醒，重新审视生活。章东南对她的“看见”让她看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不被看见”，所以我觉得最初余文真被“误导”了。不能否定，余文真没有得到承诺和誓言，这一部分她是用自己的想象补充后完成的，所以“误导”是故事的关键生发点。中华读书报：小说写余文真的普通、平常，实际上大多数人生就是如此，只是余文真遇见了章东南，于是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个故事是怎么走进你的小说中的？李凤群：我们常常会被反差巨大的事物吸引，并驻足旁观。作为小说作者，我也常常梦想发掘大不相同的事物之间的相通之处。在现实生活里，我是一个无趣而又有沟通障碍的人，我的生活中缺失了太多的东西：激烈、勇敢、冒险和离经叛道，小说是我对残缺现实的补充和续写。我想，人们对生活的误解和误判无时不在，余文真式的波涛在各处涌动，虽不是人人可见。中华读书报：小说的人物简单，情节也不复杂，以大量的细节和心理描写建构起小说的主体，你在写作的过程中，担心这样冗长的叙述会将一部分读者拒之门外吗？李凤群：我担心过，但是这种担心终究被克服。我们连自己也取悦不了，所以无法取悦读者，如果一部分读者因此而离去，那也是我真实能力的体现，并不冤枉。不知道如何取悦读者时，就服从自己的心吧。中华读书报：月城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时代发展越快，情感越稀缺，余文真的心理越荒芜。而且她身边的同龄人也在以不同的姿态“变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余文真的婚姻里没有沟通。她的话都说给了章东南，她的爱全给了章东南，对其他人，包括对儿子都是缺爱的。那么余文真的存在，是不是也是病态的？李凤群：如果她一开始就是闪耀的、理性的、智慧的，得到承诺的，那这个故事将不成立。她不是，她因对世界的缺少触碰、缺少感受而深陷漩涡。她不是完全病态的，但至少是残缺的。她生活中最缺的，就是被爱，以及爱的能力。像她这样一生不被看见，在城市的阴影里静静地活着的人可不在少数。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章东南是余文真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他给了这个城镇姑娘从来不曾有过的见识，包括文学。这在小说里暗示了什么？李凤群：还是“看见”。余文真像隐形人一样默默度过她平凡平淡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时光，如果没有章东南，她甚至对自己的城市都不可能了解。眼界不到，想象力不到；被重视的程度不到，血液里的张力不到。作为中年男人，章东南的个人魅力是不够的，文学、艺术，罗马立柱，过去的经历，组成了他的另一张面孔，靠着这张面孔，他才摇曳生姿，生擒余文真。但是，更为可笑的是，这张面孔造成了他自己后半生的尴尬，他用这张面孔亲手打造了自己的困境。文学也好，建筑也好，那些伟大而美好的艺术也好，如果遇人不淑，被扭曲和变形，就会变成驭人之术，这是利器，也是盾牌，也是污点。中华读书报：《月下》反射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写作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难度吗？李凤群：作家把现实问题带进作品，这是职责，也是本能。因为文学作品不能放弃社会性，不应该在空中楼阁中完成，如何平衡就是最大的难度。我写作方面其他的难度也很多，首先是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储备上的不足，好在时时刻刻在弥补；其次是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欠缺。具体到手头上，我觉得无法精准地表达，是阻挠我的作品更有魅力的最大障碍。中华读书报：上次采访是2016年，那时你刚完成《大风》，后来又陆续完成了《大野》《大望》等作品，这六年间，你的写作经历了什么？李凤群：这六年我完成了“大”字系列后面的两部曲。到了《月下》，它是另一种质地，是另一种尝试。《月下》是一个宣言，宣布作者进入了城市空间，作者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把控的意图表露出端倪。《月下》是一个助推器，它会将我推到更广阔的题材里去。它是过去和未来的联结线。中华读书报：《月下》很美，可是故事很凄凉。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最终余文真和自己、和章东南、和这个几乎要支离破碎的家庭达成了和解，她最终要成为婆婆那样的女人（而不是妈妈）。这是一种妥协？一种退让？总之，人生还要继续。你对这样的结局满意吗？李凤群：半生蜕变，方得重生。她是有程度的和解，她没有和妈妈和解。有些人不需要和解，有人尽其一生，不知正确与谬误，更遑论理解与谅解。比起妈妈，婆婆更有爱的能力，当然，她的爱也是错误的，不求回报，不对等，甚至可以说，从她对孙子的爱的形式来看，正是她的爱造就了王一明，所以，这爱也是残缺的，正因如此，余文真能够让人产生深深的怜悯，而章东南，有读者和朋友对他的结局不满意，但是，仍然有有心人看出来，余文真不是因为章东南的家庭支离破碎才选择和解，她是经过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忏悔，然后身上的筋骨强劲了，经过自我确认，自我接纳之后，他们才有机会坐到一起，完成最后的告别。这才是我真正看重的部分。对这个结局，我满意。我不满意狂风暴雨，我不满意欺骗和恶，我不满意大规模的拆与建，但我满意风暴终得平息后，余文真身上所持有的勇气。不爱自己的生活，仍然有勇气继续。这何尝不是真正的英雄。-->

鲁迅《弟兄》：人性，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人性如同清晨的薄雾，当遇到现实的风时，就会被撕裂的了无痕迹，甚至有一些狼狈。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多少感情能经受住利益和现实的摧残和折磨，所谓的关系亲密，只不过是在没有现实冲击的情况下所维持的虚假关系，只有真正经得过现实历练之后的感情，才算得上真挚，否则，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如同鲁迅所写的《弟兄》，这一篇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张沛君得知弟弟生病后的心理变化，这篇小说剖析的是人性的复杂，所谓亲密感情只是现实之中的虚伪状态，小说把一个人内心的伪善和邪恶展现的淋漓尽致，将伪装在外的亲情关系撕得粉碎。张沛君作为哥哥，对待弟弟的态度一向以慈爱、奉献著称，他们被称作为模范兄弟，就连张沛君办公室的同事都抱怨自己的儿子没有张沛君和他弟弟那样亲密的感情，终日争吵不断。突然有一天，张沛君的弟弟靖甫发高烧，一病不起，张沛君给德国大夫打电话找不到人，又请来了一位中医，说他的弟弟可能患上了猩红热，能不能救得好要看他个人造化了。张沛君这个时候就联想到弟弟死后的困顿场景，甚至产生了杀害靖甫的想法，但庆幸的是，靖甫后来经过西医诊断，确诊只是普通的疹子，并无生命危险。这一篇文章再次显示出了鲁迅作品的亮点，如果换做其他作家描写兄弟之间的故事，大概描写的都是兄弟和睦，各种重义气的情节，但是鲁迅的这篇文章却恰好相反，他通过对于主角的描写，将兄弟间的现实和残忍描写的淋漓尽致，将人性在面对现实生活时的丑恶嘴脸描绘得入木三分。就好像张沛君一样，他在这个小说中就是一个灰色人物，他和弟弟的关系情同手足，在工作单位和邻里之间口碑都是极好，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弟弟可能是猩红热的时候，立刻想到了他弟弟死后，他要照顾侄子，但是生活拮据的状态，因为他知道，自己大概是供不起侄子上学的。甚至在他得知弟弟生病的那天晚上，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他的侄子要跟着他家孩子去上学，他被侄子哭嚷的声音闹得不耐烦了，甚至举手去打过去。而且他还计划到了弟弟的葬礼，也想了很多，既想少花钱，又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仁慈的样子。正所谓说“金钱是人性的试金石”，在这个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时代，即便是看似亲密的兄弟关系，在遇到金钱问题的同时，也难以维系平日惺惺作态的和睦状态，一样会暴露出人性的自私和残忍。电影《驴得水》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讽刺电影，讽刺的就是人性在利益面前的现实与冷漠。其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周铁男，他前半场天真浪漫，是一个非常正直的青年，但是后半场却变得懦弱自私，从一枪没打中开始，就判若两人，甚至惟利益是从，遇见事情也只会蜷缩在角落，唯唯诺诺。我们不能忽略死亡对一个人起到的惊吓作用，但是这部电影风更突出的就是一个人面对事情的前后变化。在人生平和的状态中，一个人可以惺惺作态，保持一个虚伪的状态，但是一旦遇到节骨眼，真正的本性也全部流露出来，这个时候才是最真实而又残酷的一面。不要想着测试人性，因为人性不堪一击。在可以维系的状态中，珍惜那个“虚伪”的面目吧，因为虚伪也是很难得的状态。一个人在你面前的“虚伪”并不是自己多么会装，而是命运对你的眷顾，没有在你的人生中放上重大的坎坷，所以珍惜对方在你面前的伪善，也是对于命运对你的眷顾最好的尊重。文|今夜文学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文学的归宿，用文字与您温暖相伴。

新写实小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小说相继问世。被视为新写实小说参加者的还有范小青、王安忆、李锐、李晓、杨争光、赵本夫、朱苏进等。最初，这些作品被冠以现实主义的“回归”、现代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名称，其中新写实小说的概念使用最为广泛。南京的《钟山》杂志自1989年第3期始，开辟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一时间相关文学作品与研究这一创作现象的评论文章大量出现。  　　《烦恼人生》封面新写实小说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和文学自身的原因。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展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显现，社会发展的机会差异与分配不公带来人们利益的分化，曾经召唤和鼓舞全社会各种力量为实现民族现代化的思想共识开始破裂，浪漫理想日趋乏力，日常生活中的切实困境对普通民众造成的压力和疲惫感日渐显现，底层民众的黯淡生存和物质利益需要的严重匮缺，引起作家们的关注。而文学领域经过狂飙突进、锐意创新的阶段之后渐现疲态，将视线投向各种文化形态的“寻根文学”，将写作重心置于叙事技巧而忽略社会现实的“先锋文学”，在取得各自创作实绩的同时，也因疏离与现实的关联性而失去读者。新写实小说由此产生必要反驳，逼近新的现实，关注普通民众的世俗化生存，从而形成新的气象。新写实小说体现出一种写实的倾向，但与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有较大的不同。①前者建立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想象上，憧憬宏伟的现代化前景，作品中的人物多为充满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的优秀分子，或者是担当了时代灾难终于告别昨日走向新生的各社会阶层，个人的命运和追求都与历史变迁和时代精神相互关联。新写实小说主要描写普通民众的日常生存和精神状态，表现他们由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匮乏所带来的种种烦恼。②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方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方式，写庸常人物的生活琐事，抹去微言大义，就事论事的味道极浓。③排斥先前现实主义文学所遵从的历史规律，拒绝必然性，强化偶然性，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大量的随机性、偶然性情节，造成无序化的生活流。④叙述人以平静、冷漠的口吻讲述，不介入故事，不进行评价，不作感情投入，把解释、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被评论界称为零度叙事。  　《一地鸡毛》封面不同的批评家对“新写实”特征的描述并不一致，同被列为“新写实”作家的创作，也存在很大差异：刘震云等对琐屑的灰暗的现实表现出无可奈何却顽强批判的姿态，池莉却从武汉市民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生命的顽强和力量的底蕴。但就创作实绩来说，它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在90年代的走向，对于在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与重建产生了很大影响。